1970年9月20日清晨，北京的细雨刚停，西花厅却依旧灯火通明。十点左右，周恩来在会客室同外宾寒暄，卫士递上一张急件纸条。周恩来展开纸条正规配资十大排名，神情瞬间凝固，片刻后轻轻念出一句：“她走了，龚澎走了。”现场气氛骤然低沉，外宾也察觉到异样。
谁能让总理如此失态？对熟悉新中国早期外交的人来说，这个名字重量十足。龚澎，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、新中国第一位女性新闻发言人，她的离世等于外交战线上折下一面旗帜。
时间拨回到1914年10月10日，日本横滨。那天，辛亥革命纪念日，龚家次女呱呱坠地。父亲龚镇洲是同盟会员，跟蒋介石是黄埔同班；母亲徐文出身书香世家。家学渊源，让小姑娘自幼听的是时局风云，读的是四书五经，也练就一口流利英语。
1933年，19岁的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。她常穿素色旗袍，脚步干练，身后追求者排成长龙。同学们私下给她起外号——“校花·花木兰”。一二·九运动爆发，她站在游行队伍最前端，爬上城墙打开西直门，喊出“抗日救国”的口号。那一天，她意识到历史系的课堂太小，真正的讲台在街头。
去延安之前，她把“维航”改为“澎”，意在“浪涌”。毛泽东听完缘由，拍拍桌子：“好，名字里要有澎湃的劲头。”在马列学院，她做毛泽东的英文翻译，也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世界格局。那是1938年，延安窑洞里灯火摇曳，年轻人的理想炽热又具体。
抗战最艰苦的太行山，龚澎主持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。有趣的是，彭德怀看她忙里忙外，总喜欢开玩笑：“小龚，你写稿比端枪还快。”就在这片山地，她与八路军干部刘文华结婚，没有婚纱，没有请柬，两人在一棵老树上刻下名字与日期就算完事。可惜天不作美，1942年刘文华病逝，噩耗由周恩来亲口告知。周恩来语气低沉：“我怕再给你雪上加霜，一直没敢说。”龚澎当场没掉一滴泪，却在夜深独自抱膝，哭到天亮。
将悲痛压进心底，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大放异彩。外事组要对付各色记者、外交官，周恩来一句“让小龚去”就安心了。英国大使卡尔召开记者会，特意把最显眼的位置留给她。龚澎用纯正英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，西方记者场外议论：“那个中国姑娘，不简单！”
1943年，她与相识。一个妙语连珠，一个思维敏捷，同事笑称“两台收音机碰在一起”。香港时期，两人创办英文刊物《中国文摘》，用锋利文笔揭露国民党腐败，稿件常被海外报纸全文转载，回响很大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。有意思的是，新闻司只有十一名工作人员，却要面对全球记者。龚澎干脆从排座位、写通稿到端茶倒水一手包。她对新人说：“抢新闻就像打仗，胆子要大，材料要准。”
1954年日内瓦会议，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会。周恩来上午发言，下午记者会由龚澎主持。三百多名记者挤进场，她微微一笑，用法语开场，用英语作答，再用俄语补充细节，场内掌声此起彼伏。西方媒体在头版写道：“来自东方的年轻女性，让会议厅多了理性与锋芒。”
可惜身体没跟上高强度工作。1964年，她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，仍亲自审核每一份外宣材料；深夜办公室灯常亮到第二天。1970年夏，她突然在卫生间倒下，脑动脉破裂。乔冠华急送301医院，主治医生赶回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。周恩来闻讯赶来，轻声问护士：“还能听见我说话吗？”护士摇头。他沉默良久，转身离开病房，眼角泛红。
9月20日，龚澎生命定格在56岁。翌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短讯通报噩耗，字数不多，却震动了整个外交界。多国记者发来唁电，有人写道：“她用微笑消解成见，用事实赢得尊重。这样的对手，值得敬礼。”
龚澎离开五十多年，新闻司几经更迭，但办公桌上的英文打字机一直留着，那机器的敲击声曾伴随新中国外交走过最初的荆棘路。她的故事告诉后人：真正的外交，不只是语言艺术，更是信念与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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